七七年那场考试，今年四十年了，同学们开始写起了回忆文章，前段时间我的作家弟弟也曾经写文章记起过这些往事。这些文章让我非常感叹，觉得自己作为一个当事人写下点当时的情况与感受也会很有意义。
我是在当时一个叫湖南省益阳县天成垸公社百家塅大队老屋湾生产队的地方长大的(现为益阳市赫山区)。百家塅这个村子紧邻古镇兰溪。兰溪镇距益阳市约二十里，坐落在资江两条支流的交汇处，弯弯的石桥联结两岸，长长的石板铺成街道。桥上那几个镇守四方的石狮及河岸边的那从街道一直延续到水边的几十级整齐威武的石级，见证了很多古往今来的故事。兰溪＂商贾＂云集，是我儿时的向往，它虽然距我家只两里地，但当时城乡差距巨大，在当时我的心里不是这区区两里所能描述的。 老屋湾属于一个叫罗家塅的村落，在那里罗姓是大姓。从百家塅这个名字可想而知，百家塅的住家应该杂姓较多，但整个公社好像也找不到第二家姓杨的。我爷爷据说祖藉江西、是经商的，不知何故流落到了益阳这个地方。爷爷还曾经有些家产，但在日本侵华时期全家逃难时全部被烧了。这么个不幸可能对于我家来说是一件好事，土改时爷爷的成份变成了小贩／小商，而不是＂可恶＂的资本家或者地主。我60年就出生在兰溪镇上、当时母亲在镇办企业工作，为非农户口，但因为她家庭出身地主，在生下我不久就被迫下放，怀里抱着我回到了爷爷奶奶居住的村子里。我父亲在外地工作，是乡镇干部，由于父亲不在身边，我又是家里最大的孩子、我从小就帮着现在应该被称为＂女汉子＂的母亲干活，十岁就开始在水田里劳作。我七六年十六岁高中毕业，高中毕业只是意味着原来的边上学，边劳动变成了全职务农。或许一方面因为营养不良，一方面因为重体力的农务，我身体发育较晚、十六岁时个子还不到一米六，虽然比较矮小，但农村的活儿基本上都已经会干了。耕地、插秧、收割、喷药、施肥，样样都在行。干有些农活体力上还欠缺一点、但自己总是很努力。
记得在高考之前约三个月，推荐上大学的政策将会有变化的＂谣言＂开始传到了我所在的村落，但我听到时还不曾想到过自己会被允许参加那年的考试，因为知道按照当时的政策，我还有一个必须务农两年以上才能上大学的硬指标没有达到。后来正式消息发布了，报名了才真正感觉到自己真的可以参加考试了。报名以后，理应好好复习一下，我却怎么也找不到复习资料、能够找到的就是自己那套初高中用过的教科书。现在想起来，经过那个知识越多越反动年代的洗礼，我能够把教材保留下来已经不容易了。可是高中学的物理书讲的是三机一泵（柴油机、电动机、拖拉机及水泵）、数学知识限于为农田水利测量而学习过的相似三角形及勾三、股四、弦五。高中期间，正好学校接到一个为农村代培一个班的＂赤脚医生＂的任务。代培的赤脚医生都是由附近几十个村推荐来的青年男女。因为当时要求所有学生＂学工学农＂，＂学以致用＂，学校就决定让一个班的在校高中学生也跟着学赤脚医生，我就是这班学生中的一员。两年高中有一年全部用来学了赤脚医生，到公社、区、镇、县、市医院都实习过，从西医的人体解剖到中医的望问闻切都有简单学过。背过中药汤头歌诀，帮人作过肌肉、静脉注射，也在自己身上的合谷、足三里穴上练过很多次针灸。益阳当时有一个卫校，记得当时到卫校参观解剖室，解剖室一个大池子里用福尔马林浸泡着好几具尸体，桌子上还摆放着几个胸腔与腹腔均已打开了的人体标本，当时十五岁的我见到时非常震撼，后来也为此作过几场恶梦。高中另外的一年到学校办的农场劳动过一个多月、住在一个临时搭建的简易棚子里，风雨袭来时，棚子漏雨很历害。当时同学们在那里唱起＂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而受到训斥的场景现在还历历在目！高中还学过大地测量、农机修理，通讯写作，大都是走走过场而已。两年高中基本上没有在教室里学过正规的数理化基础知识，课外、课内倒还是读过一些能够设法弄到的＂闲书＂。当时批＂投降派＂宋江，因此读过＂水浒传＂，另外还偷偷看过＂烈火金钢＂，＂红岩＂，＂林海雪原＂等等。我想读过林海雪原的人有可能还记得＂白茹的心＂这个情节吧，那就是我最早读到的爱情故事了。那个时候我自认为没资格考虑这些风花雪月的美事儿，关注更多的是如何改变自己的处境、盘算著自己的未来。记得高中最后那年，受农村开荒造田的影响，我一个人就在冬天农闲时节，把自家房子边自留地里一块小荒山开出来，第二年种上了凉薯。收获后让妹妹拿到镇上卖了，挣了一些零花钱。这样想起来，要不是七七年那场高考，我也是很有可能会走上一条乡下人发家致富的道路的。
我能考上大学，主要得益于自己初中的两年半学习（赶上由春节招生改为秋季招生，所以有这么一个奇怪的半年）。初中是在邻村月塘湖中学读的。月塘湖中学是天成垸公社（乡）的第四中学，学生来自于周围六个大队（村）。初中时正赶上邓小平复出，＂右倾翻案风＂、学校里学生得开始学一点知识。我自幼酷爱读书，初中是自己从小学到高中九年半学习期间最为快乐、最为风光的年华。由于有那么一点小小的天赋，学习成绩好，跟同学关系好，从不打架斗殴，老师们都喜欢我。数学、物理这些强调逻辑推理思维的课程是我的拿手好戏。记得当时教物理的那个乡村老师比学生也大不了几岁，水平不咋地，每次课堂上在黑板上写完题目就走到我的身边看我怎么作，然后到黑板上公布答案、弄得同学都说我是他的教学参考书。学校那时需要一个由学生担任的团干部，物理老师身兼校团委书记，他喜欢我，就把我这个不到十三岁的孩子弄进团里，当上了校团委／团总支副书记，还兼任几个村的红小兵（少先队）大队长，是整个学校学生中最大的＂官＂儿。高中是在位于邻乡的兰溪公社(乡）的益阳县第五中学上的，学生来自周围四个公社（乡）和一个镇（兰溪镇）。记得高中学校里每年级六个班，每班六十多人。五中离我家约五里路，每天走读上学都得穿过兰溪镇，因此兰溪镇几条街道与那个著名的枫林桥我都曾经走过很多很多遍，街道上那些出卖的糕点小吃更曾经让我流过很多口水。自己初中的风光在高中时没能继续。当时的中国正值＂文革＂后期，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一进高中就碰上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自己这么个学生里的＂白专＂典型，母亲又是出生于地主家庭，自然就没有什么好日子过。高中我碰到了一个较左的班主任，我的学生干部的名头一进高中就被抹去了（后来由于同学们长期用＂选票＂抗议，我被安置为班劳动委员），还经常得担心被拿出来作为反面典型批评。当然，即使这样，我的高中生活也不乏美好回忆。我衷心感谢那些正直仗义的同学，他们每学期都把我评为＂三好学生＂，让我感觉到人间终有公正。高中毕业时我终于舒了一口气，可以算是解脱了。
高中毕业回乡务农后，用一句当时母亲的话描述是，我变成了家中＂主要劳动力＂，所有农村里的重活累活脏活都得由我来担当，忙与累就可想而知了。高中毕业，对于兰溪镇上那些非农户口的＂城＂里同学首先就是＂暑假＂，而对于回乡务农的我们，第一件需要面对的就是家乡农村的所谓＂双抢＂（抢收抢种。那里的农村种双季稻，暑假期间需要收割早稻并抢种晚稻，也就是插秧）那时的＂双抢＂真是对农民身体的摧残。四十度的高温，头顶烈日还不算什么，身上的皮肤在晒死几层后就变得油光发亮了，更大的麻烦是水田里的水，高温下水是烫的，几天下来的浸泡，手脚就开始一层层的脱皮，㿉痒。为了发挥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当时的抢收抢种都是＂包工＂，也就是给毎人的＂工分＂是根据你收回多少稻谷与抢种了多少晚稻秧苗而定。为了这些＂工分＂，也为了少受点太阳的暴晒，妈妈、妹妹和我常常早晨一、两点就下田准备秧苗（弟弟小、还没有参加这次＂双抢＂，但他有时也会为我们送些茶水），中午休息一会后晚上一直干得九、十点才收工。这一个暑期下来，由于母亲，妹妹和我的努力劳动、尤其由于妹妹是又快又好的插秧能手，我们的＂工分＂也超过了生产队每户的平均水平，妈妈露出了开心的微笑：即使没有父亲挣＂工分＂，我们也不用向生产队交纳现金就可以分到平均口粮了。经过这次＂双抢＂，我还发现自己有一些普通农民没有的＂才干＂：各户种植的秧苗虽呈奇型怪状，我也能又快又准地丈量其面积并计算出应得的＂工分＂（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在高考后被公社派往外村查账）。
＂双抢＂过后，稻田里的事情逐渐少了，㿉痒的手脚开始愈合，大队为了＂搞活经济＂，决定派一些农民到外面城里打工，挣的钱多数交集体并换算成＂工分＂，少部分分给打工者。我报名参加了这次打工。打工地点是在洞庭湖畔当时在建的一个沅江造纸厂。现在想起来，这样的造纸厂可以说是湖水污染的元凶，但当时是当地一个重点企业。我当时在那里干的第一件事就是为一个砌墙的师傅打小工，也就是把红砖一担一担从地面挑上来送给师傅砌墙用。那堵墙是一个长长的运输带的外墙，运输带一直从地面延伸到六楼，随着墙从地面往上砌，运送红砖的任务也就变得越来越繁重。那段当＂砖家＂的日子是难以忘却的，那个毎天面对的洞庭湖更是让人经常忆起。当时每天在考虑如何能把那些红砖挑上去的同时，还能够领略一下范文正公描写的大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之壮观，思考＂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及＂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之哲理。在那里打了近两个月工，打工回来旋即参加了当时益阳一个著名的＂农业学大寨＂水利工程：围湖造田，根治县里一个叫烂泥湖的湖泊。当时农闲季节，县里动员了所有农民参与修建一条好几十里长的运河，我曾经就是那个水利工地上一只劳作的＂蚂蚁＂，在那里度过了高中毕业后的第一个冬季，七六年冬季。
我基本上没有为了高考而请假全天复习过。当时村子里村民住宅没有通电，农户晚上的照明只是一盏煤油灯。每个生产队都有一个队屋，队屋里保存有队里的种粮，晚上得有人看守，而我最感兴趣的是队屋里有一盏15瓦的电灯。我考试前一个月向生产队头儿（当时叫政治指导员）要求晚上蹲守队屋，这样我晚上利用那个电灯，在考试前把我的初高中教材看了几遍。记得那个队屋后面有一片坟地，虽然从小对孤坟野鬼有些畏惧，但为了有那盏电灯，虽然白天在地里劳作一整天，我每晚胆战心惊地也会蹲在队屋里，算是大体完成了我的高考复习。考试前最后两天本打算请两天假再看看书的，却赶上公社＂大会战＂兴修水利，每个生产队都有必须派出多少＂劳动力＂的数量上的要求，不得已还是上到邻村的曹家湾工地劳动了。七七级的考生累积了全国十余届中学毕业生，原估计大学录取率为1%，后来发现正式考生没有预期多（有些地方釆用了初选，一部分人直接考中专了），另外各大学千方百计扩招，到最后全国的录取率为4．9% ，即使这样仍是历史上最低的录取记录。我能在那年考上大学或多或少是个奇迹。试想想考试前两天还锄头扁担在肩，居然在政治只得了28分（当时我完全不知道政治也会百分之百计入总分）的情况下一考即中，是不是有些不可思议呢？！还记得考场在十里开外的一个乡村学校， 两天考试，我每天早晨口袋里揣着妈妈煮的作中餐的两个鸡蛋赶到考场，哪里知道所参加的考试，将会如此大的影响我的一生呢！妈妈每天的两个鸡蛋看来有些神奇的效果，行前她总叮嘱我：她相信、她希望我的考试成绩每科都能够是一个筷子串两个鸡蛋儿（100分）。
当然，自己能够考上大学当时也不是全无先兆。记得高考之前几个月村子里要招一个正式民办教师，我曾经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接到通知，参加过一次全村超过十届的所有中学毕业生，包括几个代课老师，近百人参加的统一考试，结果轻松考得第一名。考完后村干部在是否把我正式聘为教师一事上却有了争议，后来是母亲觉得我年纪太小（十七岁），个子又小（不到一米六），可能＂镇＂不住学生而主动放弃的。
不像现在，子女的高考父母都极为重视。我的母亲虽然出身地主，但她家里重男轻女，她幼时没有上过学，连自己名字也不会写，除了平时教育作为孩子的我们多读书以外，对我的高考没有实际参予过，父亲上过小学，在乡下算是读书较多的人了。但是他人在外地、根本就没有介入过我的考试，直到我被通知体检了才知道我有可能考上大学。高考志愿填报也没人参谋。我第一志愿填的是湖南大学汽车专业，第二志愿却填了复旦大学应用数学专业，第三志愿填的是湖南农机学院农机修理专业。志愿填的顺序就有些问题，但当时只要能上大学就高兴得不得了，哪里还会挑三拣四呢！填了两个与机械有关的专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