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在1931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使中国大片土地沦失，华北危机、中华民族危机之际。1936年经过双十二事变（西安事变）国共第二次合作，初步形成。
在当时，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使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国民党和共产党必须同心协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救中国人民、中华民族于存亡之际。中国共产党顾全大局，以民族利益为重，不计前嫌，倡导和推动第二次国共合作，最终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明确的表示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实行对日作战，红军愿立刻与之携手，共同救国。宣言建议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党派、团体、名流学者、政治家和地方军政机关进行谈判，共同筹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并呼吁各党派和军队首先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从理论和政策上正式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提出“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
1936年5月5日，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政府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将“抗日反蒋”政策转变为“逼蒋抗日”政策。8月25日，中共中央公开发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信中再次呼吁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中国共产党迅速确定了和平解决的方针，并应张学良、杨虎城的邀请，派周恩来、叶剑英等人赴西安谈判，迫使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等6项条件。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向北平西南的卢沟桥发动进攻，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七七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布通电号召全中国军民团结起来，抵抗日本的侵略。
1937年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八一三事变），扬言3个月灭亡中国。由于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地直接受到威胁，8月14日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8月中旬，中共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同蒋介石等就发表中共宣言和改编红军问题，在南京举行第五次谈判，蒋介石被迫同意将在陕北的中央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
1937年8月，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了争取抗战胜利的全面抗战路线。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中央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开赴华北抗日前线。10月间，又将在南方十三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在共产党的催促下，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实际上承认了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至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确保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政治领导权；坚持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扩大抗日人民武装和抗日根据地。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总方针﹐执行“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在与顽固派的斗争中﹐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从而克服了国民党当局制造的反共摩擦﹐发展和壮大了人民抗日力量，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保证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抗日民主运动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向华北地区发动了新的进攻。5月，日寇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对华北统治权的无理要求，并从东北调动大批侵略军入关，以武力相要挟。国民党反动政府派亲日派分子何应钦为代表，同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进行谈判，对日寇完全屈服，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使中国在河北、察哈尔的主权大部丧失。10月，日寇策动河北香河等县的汉奸、流氓举行暴乱。
这时的华北，实际上已经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天下，整个中国都面临着沦为日本殖民地的危险。但是，国民党政府仍然坚持其卖国、内战、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政策，对日寇的侵略步步退让。1935年11月，蒋介石指派宋哲元、王揖唐、王克敏等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适应日寇“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从此以后，华北局势十分危急。正如北平学生在宣言中指出的：“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对国内，蒋介石一面疯狂地对长征中的红军围追堵截，一面加强对全国人民的法西斯统治，残酷镇压抗日民主运动。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下，爱国有罪，冤狱遍于国中；卖国有赏，汉奸弹冠相庆。全国笼罩着一片白色恐怖。县德香日本帝国主义要灭亡中国的行为，使中日民族矛盾变得特别尖锐。广大工人、农民普遍地坚决地要求抗日。
1935年11月28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又发表《抗日救国宣言》，重申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号召全国一切愿意抗日的政治派别、武装部队和群众团体，广泛地联合起来，进行抗日反蒋斗争。至党的抗日救国号召和红军长征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有力地促进了抗日民主运动的迅速高涨。12月9日，坚持白区斗争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北平爱国学生数千人举行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国游行示威，爆发了“一二·九”运动，高呼“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打倒汉奸卖国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反动军警进行镇压。学生手持大刀、木棍、水龙的反动军警进行了英勇的搏斗。许多人被捕或受伤。爱国青年没有被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镇压所吓倒，第二天实行全市总罢课，并酝酿着更大的斗争。
12月16日，“冀察政务委员会”准备宣告成立，学生和市民三万多人冲破反动军警的包围，在天桥举行了市民大会，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大会还通过了组织民众共同抗敌等决议。会后又举行示威游行，迫使“冀察政务委员会”不得不宣布延期成立。北平学生的抗日爱国运动，很快得到全国人民的响应。上海、南京、武汉、天津、太原、广州等地的学生和各界人民，相继举行了集会和示威游行，抗议国民党政府对爱国青年的迫害，一致主张停止内战，集中全力打倒日本侵略者。“一二·九”运动爆发后，党及时向青年学生们指出：“学生的爱国行动，只能起革命号角的作用，要挽救国家的危亡，必须深入到工厂和农村中去发动广大的工农群众，特别是要发动占我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群众，进行武装的自卫斗争，才能取得抗日的胜利。”学生们根据自己在斗争中的切身经验，也觉悟到知识分子若不与工农结合，便没有多大的力量。因而他们积极地响应党的号召，纷纷组织团体，深入到工厂和农村中去进行爱国宣传。
敌后抗日游击战
敌后抗日游击战是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倡导的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样式，也是中国人民争取抗日战争胜利的主要途径。
进行敌后游击战争的主要力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抗日联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中央就发出了关于组织东北游击战争，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严重打击的指示。中共满洲省委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长期坚持了东北敌后游击战争。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中共中央政治局洛川会议决定采取“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 的战略方针，要求人民军队实行军事战略转变，由国内革命战争的运动战向抗日战争的游击战转变。1938年，毛泽东先后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和《战争和战略问题》等重要文章，强调把游击战提高到战略地位，坚持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毛泽东认为，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一个大而弱的国家被另一个小而强的国家所攻击，但这个大而弱的国家处于进步的时代。敌人是小国、兵力不足，但占地甚广，在占领区留下很多空虚的地方，因此抗日游击战争就主要是在外线单独作战；中国处于进步的时代，有共产党领导的坚强的军队和广大人民群众存在，因此抗日游击战争就不是小规模的，而是大规模的，有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等一整套战略战术。
在战略防御阶段，敌后游击战争担负着开辟敌后战场、创建根据地、牵制与打击敌人、配合正面战场作战的战略任务；在战略相持阶段，敌后游击战争担负着坚持敌后抗战，发展与巩固根据地，消耗与削弱敌人，支持正面战场作战，并积蓄力量，逐步由游击战向正规战转变和准备反攻的战略任务；在战略反攻阶段，敌后游击战争则转变为正规战，展开大规模反攻，收复失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迅速开赴抗日前线，在敌后发动群众，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从此，在华北、华中、华南敌后及东北沦陷区，敌后游击战争犹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开展起来，把日本侵略者的后方变成了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抗日武装的前线。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敌后游击战争抗击和牵制日本侵略军大部和几乎全部的伪军，解放国土100多万平方千米、人口1亿以上，开辟了19块解放区。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是坚持持久抗战的中流砥柱，对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
